太王迁岐与周人的崛起
【摘 要】 太王迁歧表面上看是为躲避戎狄之患，实则是为缓和日益激化的殷周矛盾，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进而实现兴周灭商的战略目标。因此太王迁歧并非随意而为，岐地是经过深思熟虑、慎重考察后所选定的重要战略要地，这也是太王迁岐后，周人能够迅速发展的深层原因。而周人称“周”至少可追溯至殷墟二期周人居豳之时，当时周人已建立周邦，有“周”之称，其得名源自周人世为农官，善于农耕，而非源自周原。相反周原是因周人所居才有此地名。
【关键词】 太王；迁歧；作周；周人居豳
太王迁岐作周是周人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迁岐后，周人迅速发展壮大，百年间就完成了灭商大业，对此史载有据，向无异议，但文献称太王迁岐乃“为避狄患”，这与周人眼中的太王形象相距甚远，也与周人暗中积蓄力量图谋覆商的政治意图有所出入。因此，太王迁岐的深层原因有必要做进一步探讨。此外，太王迁岐“作周”涉及周人的得名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因太王所居周原，因号曰周”，今人有认同者，也有基于考古材料提出反对意见者，一直未有定论。本文拟对周邦发展中的奠基性事件“太王迁歧作周”作详细考辨，以便对上述涉及先周部族发展的重要问题有所认知。
一、先贤“太王迁歧”为避狄患之考证
商王武乙统治时期，周部族在古公亶父的率领下，从豳地迁都岐下，结束了持续三百多年的居豳时代，开始踏上“实始翦商”的新征程。一百多年后，文王、武王迁都丰镐，终于拉开了东进中原、灭商兴周的历史大幕。
《诗·大雅·緜》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古公亶父，《史记》有时称为“古公”。然据清人崔述考证，古公非号，“古犹昔也”。故古公亶父应名公亶父，如公刘、公非、公祖叔类、公季然。所谓“公”者，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尊称，当是周族首领的专名。文王称王以后，“追尊古公为太（大）王，公季为王季”，从此周族首领的称号为之一变，已有与商王争天下的政治意味了。
周人居豳，立国既久，根基必固，到公亶父时何以南迁周原？先贤于此有说，以为是避狄之患。《孟子·梁惠王下》云：“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该篇孟子又说：“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由此可知，太王时侵周的狄人为獯鬻，或作薰育，又称昆夷、犬戎、玁狁，为西戎之一部。孟子把公亶父迁岐的原因归为“狄人侵之”，认为这不是其有目的主动选择，而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举措。具体情况是：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
孟子说太王以皮币、犬马、珠玉服事狄人，均不能免遭狄人侵扰。狄人所要的不只是财物，还有土地。太王以为土地是养人之物，不能因为此养人之物给所养之人带来祸害。于是召集豳地的长老，决定放弃土地，离开豳邑。至于豳地百姓，不必患乎无君，也可以狄人为君，继续在此生活。豳人以为太王是仁德之人，皆从之迁往岐下。孟子这个说法，深得司马迁采信，并据《庄子》等略加改写和补充，载入《史记·周本纪》：
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
经史公改写过的文字，细节有异，大意略同，而且更加突出太王亶父“立君利民”的政治情怀。但对太王迁岐的根本原因，仍持孟子的主张：“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 于是这种看法千百年来陈陈相因，于今犹行。
然而，细加思量，在戎狄侵周的情况下，太王不论是因为“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还是不忍“杀人父子而君之”，都不是高明的说辞。孟子以为“智者以小事大”是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国”，“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孟子堪称雄辩家，他把太王避让狄人说得很智慧，很仁善，乃至其子孙得建王者之业。然细思之，太王在部族遭受侵犯和危难时，以财物与狄人和解不成，便弃其家园和百姓，只带少数亲属避祸远走，并未彰显其心怀正义而敢于担当的人格魅力，也不像一位胸怀远大抱负的部族领袖。所谓“仁君”，倒像是一位没有责任感的弱君，周之为国也只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弱国。此与周人眼中公亶父的形象“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全然不同。周人认为灭商大业始于公亶父，并追尊他为“大王”，盛赞“王瑞自大王兴”，证明他不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弱君。并且商王武丁时就屡有伐周之举，证明与殷人处于对立状态的周邦亦非弱国。可见孟子为了倡导仁政说，把太王迁岐的原因单纯说成远避戎祸，与事实显有距离。
二、“太王迁歧”实为缓解殷周矛盾
周人居豳时期，与戎狄有某种政治上的摩擦或冲突，这是难免的，恐怕也不限于公亶父为君之时。戎狄的侵扰对周族的生存与发展当然是不利的，但要说已达到严重影响居豳立国的程度，恐未必然。从甲骨卜辞可知，周人屡遭殷人征伐，戎狄不过帮凶而已，主要矛盾仍在商周之间。武丁卜辞有云：
（1）己卯卜，，贞令多子族从犬侯璞周，叶王事。（《合集》6812正）
（2）贞令多子族犬侯撲周，叶王事。（《合集》6813）
（3）……以多[子族从]仓侯璞周，叶王事。（《合集》6817）
（4）贞令从仓侯璞周。（《合集》6816）
（5）毌（）弗周。（《合集》6825）
（6）癸卯卜，其克[周]。（《合集》20508）
（7）……弗敦周。（《合集》6824）
（8）周弗其擒犬。（《怀》303）
卜辞所言周侯，有人以为不是姬周，而是居于周原地区的土著周国，或姜族所建姜嫄国。原因是周民族之称周“实自太王迁岐后始”。这是不正确的。《史记·匈奴列传》云：“亶父亡走歧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这里的“作周”与上一句的“邑”字相照应，是指在岐下兴建周人之邑。晋皇甫谧却错误地理解为“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姬周之称周，不自公亶父始，在此之前早已有之。彬县附近的先周文化遗址碾子坡遗址和断泾遗址都发现陶文“周”字，由于或为四竖道，或为四横道，与通常所见三竖道和三横道的陶文“周”字有别，有的学者以为那不是“周”字。陶文出自文化程度不高的制陶工匠之手，字形不像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契刻卜辞或铸造金文那样规范，但不必怀疑其字为“周”。陶文、甲骨文中“周”的字形，徐中舒先生曾指出“象农田整饬，中有农作物之形”。应源自周人善农作耕稼，与周人之先世为稷官，农业发达是相吻合的，作为部族名出现当不至太晚，至少可追溯至公刘之世，而不会晚至太王迁岐之后。
更重要的是，周人迁居周原地区之前，有京当类型商文化的族群居于此地，该区域处于商文化的势力范围，不可能是商王朝征伐打击的对象。这在关中西部地区京当类型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延续时代，及其与代表先周文化的碾子坡文化、郑家坡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均有体现：商文化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到达关中西部周原一带，在西部相当大的范围内形成了与关中东部商文化有所不同的地方类型文化——京当类型。京当类型商文化在殷墟一、二期时不断受到来自北方和西方的族群的压力。到殷墟二期以后，京当类型商文化向漆水河中下游地区收缩，逐渐形成郑家坡类遗存。直至周人来到周原，双方发生密切联系，郑家坡类遗存成为后来周文化的一部分。京当型“商文化”退去后，碾子坡文化才突然出现于周原地区。这说明，至少在殷墟二期时，周原地区仍是商文化分布区，所以武丁卜辞中伐“周”、璞“周”的“周”，不可能是居于周原地区的土著族群或该地区的其他方国。
此外，雷兴山先生曾从陶文“周”字的角度论证周原遗址所在的地区是在属于晚商阶段的6b段时才出现了有地名和族名内涵的“周”之称，之前是否有此称呼无法确定。说明“周”乃该地区的后起之名，这与太王迁居周原后沿用周人旧称，建立周人之邑，该地才有“周”之称也是相合的。因此，周原之周只能是沿袭姬周族在豳地的称呼而来，卜辞中的“周”正是姬周族，而非其他族群或方国。商周之间的矛盾，在周人居豳初成气候时已经开始。
上引卜辞中的“璞周”“周”“敦周”，都是用兵攻伐周人之义。主持伐周的是殷人“多子族”，即殷人子姓宗族的部队，有时为殷人派出的将领。而跟随伐周的有犬侯、仓侯和毌族。其中的“犬”族，陈梦家先生认为即“周人所谓的畎夷、昆夷、犬戎”，“犬侯是其长”。从甲骨文“贞犬侯以羌”（《屯南》2293）的情况看，犬与羌相近，同居西方，是为犬戎的可能性很大。犬族（薰育）侵周，背后与殷人的指使与策动有关。这是殷商王朝为了平衡诸族关系，防其坐大，相互制约、使为臣属的一种政治手段，因而卜辞也有“周弗其擒犬”即擒获犬族的记录。所以周人与狄人的矛盾是表面的、浅层的，与殷人的矛盾才是实质的和根本的。虽然经过殷人征伐，迫使周人臣服和效忠于商，甚至相互间还有婚媾关系，或殷王“妇周”（《合集》22264），或“中周妾”（《花东》321/5），即殷女为周君之妻，但殷周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后来太王之子季历被文丁杀害，即是这种矛盾发展到白热化的结果。这种形势或许一般族众不易觉察，但作为政治领袖的公亶父当有深切的感知。迁都岐下，以求有利的发展空间，退则自强，进则翦商，即是太王亶父从根本上解决殷周矛盾所采取的办法。只是豳地立国已久，族人安土重迁，阻力甚大，动员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故公亶父在策略上以眼前戎狄之患为由，坚决实施迁都之策。尽管受到族人强烈反对，认为豳地是祖宗传下来的基业，表示“效死勿去”，也不能动摇太王的决心，他坚持“以私属遂去豳”，这才使得周族得以南迁。
三、“太王迁歧”的深层战略意图
迁都周原若只视为避狄之举，无疑是低估了太王亶父的战略眼光。看看周原的地理位置，即可明白个中原委。周原位于关中平原的西部，“北倚崔嵬的岐山，南临滔滔的渭河，千河逶迤经过西侧，漆水河蜿蜒纵贯东面，包括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的大部分，兼有宝鸡、眉县、乾县、永寿四县的小部分，东西延袤七十余公里，南北宽达二十余公里”，地域广袤，沃野连绵，地理优势十分明显。一则，周原北有岐山，南界渭河，渭河之南是险峻的终南山，都是有险可凭的天然屏障。西边陇山、千山脚下的汧水河谷下切深陡，通行不便。东部虽不环山，犹有漆水阻隔。这样，周原构成三面环山、东部开张、攻守可据的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自是建都立国的优选之地。二则，周原广漠，地势平衍，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比较充沛，适于农耕。《诗·大雅·緜》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即称周原土地肥美，连生长的苦菜都甜如饴糖。这种不经意流露的喜悦心情，正反映了周人迫切发展农耕的渴望。太王“贬戎狄之俗”，“复修后稷、公刘之业”，把发展农耕作为根本国策，自与增强军事力量，东进翦商的战略目标有关。所以周人到达周原后，“廼疆廼理，廼宣廼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立即将发展农业提上日程。三则，周原具有优越的水陆交通环境，构成周人东进中原的有利条件。平原上的陆路交通易于整治。“柞棫拔矣，行道兑矣。” 即通过拔除柞棫一类树木，使交通要道畅通无阻。而水上交通亦称便达。早在公刘迁豳时，就曾“涉渭为乱，取厉取锻”，说明渭河早就具备航运条件。春秋时期，秦国为救晋国灾荒，运输粟米的船只，从陕西凤翔到山西翼城连绵不绝，足见渭汾流域水运交通的便利。周原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是地域狭小的豳地远不可比的。没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不经深思熟虑，即使戎祸为烈，也不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前人谓“地利之美者地足以王”，即认识到周原地理优势的重要性。
周人迁岐时，军事力量强大，没有消极避狄的理由。汉伏生《书传·略说》云：“大王亶父……过梁山，邑岐山。周人束修奔而从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户之邑。” “三千乘”数目偏大。《孟子·尽心下》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史记·周本纪》亦作：“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战国策·赵二》云：“汤、武之卒不过三千人，车不过三百乘。”与此相较，太王迁岐不可能达到三千乘，当为三百乘之误。据西周厉王时禹鼎铭文载，当时武公率领“公戎车”伐鄂，“百乘，厮驭二百，徙千”（《集成》2833），则一乘平均十二人。太王亶父时或如周初武王伐纣，编制为一乘十人，则三百乘当有兵力3000人。以一户一人承担兵役计，三千人来自三千户，适与后文“一止而成三千户之邑”相应。既曰一止成邑，三千户应该不是周族当时的全部人口。不过，即使以岐邑三千家论，已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战国策·赵策三》记赵奢说：“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岐邑始建即有三千家，已非一般邦国都邑可比。人口多少在当时是国力强弱的体现，同时亦须相应的地理空间作为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从地域狭小的豳地迁往广袤的周原，自是富有战略眼光的上佳选择。
春秋时期卫国遭戎狄入侵，败逃中只有“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连自建新都的能力也丧失了。后由齐桓公率“诸侯城楚丘而封卫”，始得续其国祚。而太王迁岐并无败亡之征，相反是一番兴旺发达的景象。《诗·大雅·緜》云：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迺立皋门，皋门有伉。迺立应门，应门将将。迺立冢土，戎丑攸行。
诗中说“爰及姜女，聿来胥宇”，是说太王与妻子太姜一道来勘查房址，精心擘划。派司空、司徒亲执其事，以建室家。司空掌管工程营建，司徒掌管土地人口和役夫征调，故营建岐邑成为司空、司徒所应承担的职责，“曰时曰止，筑室于兹”。或精心计筹划，或契龟占卜，整个过程制画昭然，有条不紊。岐邑不仅建有百姓居住的屋舍，使其摆脱“陶复陶穴”的穴居状态，而且建有宗庙、大社（冢土）和门朝巍然的宫殿。周人从迁居周原至奄有天下，一直实行三门三朝制度，皋门为外朝之门，应门为内朝（治朝）之门，路门为燕朝（寝宫）之门。宫殿的皋门雄伟，应门威严，显现出岐邑作为周人政治中心的高等级聚落地位。“百堵皆兴”的施工场面，热火朝天。铲土声、填土声、夯筑声与节奏分明的鼓声跌宕起伏，不绝于耳，充溢喜悦企盼之情，毫无面临危亡之状。岐邑建成，城内宫室威严，周边道路通畅，欣欣向荣，威德大张。戎狄望而却步，不敢来犯。《緜》诗又云：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矣，维其喙矣。
孟子曾称“文王事昆夷”，又说“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文王也”。诗家多从之，以此为文王事。其实，本章承上文兴建岐邑而来，应如朱熹所说“本言太王事昆夷，虽不能殄绝其愠怒，亦不自坠其声问之美”。太王至岐，不仅修建城邑，而且拔除柞棫，使林木深阻的道路交通畅行无碍，以便对混夷来犯实施有力还击。混夷见太王威德日盛，只得气喘如病，奔逃远遁。本章最后两句，《说文》解“呬”引作“犬夷呬矣”。段注：“《大雅》：‘混夷矣，维其喙矣。’合二句为一句，与日部引‘东方昌矣’相似。混作犬，喙作呬，盖亦用《三家诗》。”可见混夷又作犬夷。郑玄注《尚书大传》亦云：“犬夷，昆夷也。《诗》曰：昆夷喙矣。” 混夷又作串夷。《诗·大雅·皇矣》亦言太王迁岐后，“帝迁明德，串夷载路”。毛传：“串，习。”郑笺：“串夷即混夷，西戎国名也。”清马瑞辰释之曰：“《传》以串即贯字之假借，故以习释之，未若《笺》谓串夷即混夷为允。串即毌字之隶变，贯、毌古今字，昆、贯双声，畎与昆、贯亦双声，故知串夷、混夷为一，皆畎夷之假借。或又省作犬夷，皆一音之转。” 所谓“串夷载路”，也是说混夷疲败而逃。武丁卜辞有“毌弗周”，“毌”或释作串，陈梦家以为就是“串夷”。卜辞有“犬”族，“毌”是否为其别称，有待探考。
概而言之，太王自豳迁岐，固然一定程度上与避狄患有关，但这只是浅表性因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为了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以便在与殷人日渐剧烈的矛盾和对抗中自强图存，进而实现兴周灭商的战略目标。太王迁岐作周，可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从而开辟了周人发展历史的新纪元。而周人称“周”则早在居豳之时。太王迁岐后，在岐地建成周人新邑，仍沿用旧称“周”，所以居地得名周原。此后，周人以周原为根基不断发展壮大，作为周人的勃兴之地和重要的宗庙祭祀场所，周原在周王朝建立之后仍是周人重要的政治中心，一直延续至西周末年。正因为周原对周人的重要意义，传统观点认为周人称“周”源自周原，乃因果倒置，实则是周原之名得之“周”人旧称。武丁卜辞中所见的“周”即是居于豳地之时的周部族，而非另有称“周”之邦国。
（原文载于《中华文化论坛》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文章转载自“中华文化论坛”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璇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