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未来》
2016-12-13
来源:文献信息中心
作者:李大信
【字体:大中小】
这本叫《阅读的未来》的图书原名为《书之承载:过去,现在和未来》(TheCaseforBooks:Past,PresentandFuture),作为一个给全球带来巨大改变的新事物,计算机在摩尔定律的魔咒下,计算机及其相关世界的发展速度日新月异,直接影响了与之相关的电子图书的生产、发行与存储。从这方面来说,现在来讨论一本在5年前发行的当时关于未来的图书,似乎有点后知后觉的味道,但正如有些人所说的,你能追溯多久的历史,你就能洞悉多远的未来,更何况对于未来的讨论,从来不会局限于三五年的发展,所以,现在回头来再读一遍这本书,其中的许多语句,依然如灌顶的醍醐,给人以新的启迪。
当下世界的发展程度,真的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而历史的发展速度,则犹如下坡路上的重车,速度越来越快,势头越来越不可挡。纸质图书的发行数量一步一个阶梯在不断创下新高,而电子书发行的总量则是在出现爆发性的增长,这其中固然有发行费用低、资源浪费少及更加方便快捷的原因,但手持阅读设备的不断改良及读者的阅读习惯的改变亦是其中重要的推动力。
最初的时候,如果要阅读电子图书,起码需要一台电脑,庞大的设备阻碍了电子图书的普及,自以苹果为代表的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以亚马逊kindle为代表的电纸书顺应人们的需求被制造出来并普及开来之后,电子图书的出版和发行才呈现爆发的态势,加之存储设备的不断扩容,随身携带一个图书馆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2011年5月19日,亚马逊宣布亚马逊网站的用户购买Kindle电子书的数量已经超过纸质版图书。亚马逊销售Kindle电子书还不到4年,便超过了他们已经销售了15年的纸质版图书。
本书的作者达恩顿先生是图书历史研究者和爱书人,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史专家、欧洲文化史专家,曾任牛津大学出版社北美分部理事,曾发起、参与过大量的图书史研究和电子图书启蒙项目;在担任哈佛大学图书馆时期,达恩顿先生还在1997年进行了“古腾堡电子图书计划”。这样丰富的任职经历,使得达恩顿先生足够了解图书行业的各个领域,丰富的商业、学术北京使得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游刃有余,也使得这本书跳出了传统的单一图书馆学、出版学的限制。
全书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未来,达恩顿先生对网络时代的电子图书进行了探讨。他着重讨论了谷歌的图书搜索计划。作为一贯的知识开放与自由传播主义者,达恩顿先生对谷歌这种企业为主体的图书数字化进程表达了忧虑,特别是基于对谷歌垄断的忧虑,他提出:“我们必须进行数字化。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进行民主化,必须开放文化遗传的获取通道。如何实现?重设游戏规则,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后,从过去的人文共和国那里汲取力量,创建数字人文共和国。”
第二部分是当下,达恩顿先生讲述了他创立的“古腾堡电子书计划”,尝试以电子书形式来出版历史学专著,为时下因经济困扰导致难以出版个人专著、被“出版还是毁灭”的诅咒压迫的年轻学者们提供一个机会。他不仅是要改变出版方式,并且要创立一种新颖的电子书样式。达恩顿先生想象中的这种电子书呈现金字塔状的多层次结构,“最高层是主题的简要概括,接下来一层可以详细分析论点的不同方面,为最高层提供原始材料,第三层由说明文档组成,第四层是理论文章或史学资料,包括已有学术作品的摘录和论述。第五层可以提出教学的主张,第六层收录读者调查报告、读者与编辑的交流和读者来信”。
第三部分是讲述了过去,也就是图书的历史,谈了缩微胶卷等文献保存手段的出现过程以及其特点,并论述了图书管理员与历史学家或者文献学家对报纸价值的不同理解,并讨论了一些文献学的理论,研究阅读时的方法。
达恩顿先生说:图书馆似乎是最古老的机构。但是,它的过去恰好预示了它的未来,因为图书馆从来就不是图书仓库。它一直是学习中心,今后仍将如此。它在知识世界的中心地位赋予它使印刷品和数字传播模式实现交互的理想角色。图书也能接受这两种模式。不论是印在纸上还是存储在服务器中,书籍都装载着知识,它们的权威绝不仅仅来源于其赖以形成的技术。一部分权威来自作者,早在18世纪对作家的狂热崇拜形式之前,他们就应该得到尊敬。正如图书历史学家坚持认为的那样,作者创作文本,但为书“接生”的是出版商,他们的职责远不只制作和推广产品。出版商是“守门员”,控制着知识的流动。他们依据专业经验和个人信念,从无数种能经受大众检验的书稿种挑选出他们认为应该出版的产品。出版商的判断来自长期经营的市场理念的经验,直接决定读者能看到什么样的书。在这个信息称霸的时代,读者对此的依赖程度甚于过去。通过选择文本、编辑排版使之具有可读性,然后吸引读者注意,图书出版商提供的服务具有任何技术革新都无法企及的生命力。
当下世界的发展程度,真的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而历史的发展速度,则犹如下坡路上的重车,速度越来越快,势头越来越不可挡。纸质图书的发行数量一步一个阶梯在不断创下新高,而电子书发行的总量则是在出现爆发性的增长,这其中固然有发行费用低、资源浪费少及更加方便快捷的原因,但手持阅读设备的不断改良及读者的阅读习惯的改变亦是其中重要的推动力。
最初的时候,如果要阅读电子图书,起码需要一台电脑,庞大的设备阻碍了电子图书的普及,自以苹果为代表的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以亚马逊kindle为代表的电纸书顺应人们的需求被制造出来并普及开来之后,电子图书的出版和发行才呈现爆发的态势,加之存储设备的不断扩容,随身携带一个图书馆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2011年5月19日,亚马逊宣布亚马逊网站的用户购买Kindle电子书的数量已经超过纸质版图书。亚马逊销售Kindle电子书还不到4年,便超过了他们已经销售了15年的纸质版图书。
本书的作者达恩顿先生是图书历史研究者和爱书人,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史专家、欧洲文化史专家,曾任牛津大学出版社北美分部理事,曾发起、参与过大量的图书史研究和电子图书启蒙项目;在担任哈佛大学图书馆时期,达恩顿先生还在1997年进行了“古腾堡电子图书计划”。这样丰富的任职经历,使得达恩顿先生足够了解图书行业的各个领域,丰富的商业、学术北京使得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游刃有余,也使得这本书跳出了传统的单一图书馆学、出版学的限制。
全书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未来,达恩顿先生对网络时代的电子图书进行了探讨。他着重讨论了谷歌的图书搜索计划。作为一贯的知识开放与自由传播主义者,达恩顿先生对谷歌这种企业为主体的图书数字化进程表达了忧虑,特别是基于对谷歌垄断的忧虑,他提出:“我们必须进行数字化。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进行民主化,必须开放文化遗传的获取通道。如何实现?重设游戏规则,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后,从过去的人文共和国那里汲取力量,创建数字人文共和国。”
第二部分是当下,达恩顿先生讲述了他创立的“古腾堡电子书计划”,尝试以电子书形式来出版历史学专著,为时下因经济困扰导致难以出版个人专著、被“出版还是毁灭”的诅咒压迫的年轻学者们提供一个机会。他不仅是要改变出版方式,并且要创立一种新颖的电子书样式。达恩顿先生想象中的这种电子书呈现金字塔状的多层次结构,“最高层是主题的简要概括,接下来一层可以详细分析论点的不同方面,为最高层提供原始材料,第三层由说明文档组成,第四层是理论文章或史学资料,包括已有学术作品的摘录和论述。第五层可以提出教学的主张,第六层收录读者调查报告、读者与编辑的交流和读者来信”。
第三部分是讲述了过去,也就是图书的历史,谈了缩微胶卷等文献保存手段的出现过程以及其特点,并论述了图书管理员与历史学家或者文献学家对报纸价值的不同理解,并讨论了一些文献学的理论,研究阅读时的方法。
达恩顿先生说:图书馆似乎是最古老的机构。但是,它的过去恰好预示了它的未来,因为图书馆从来就不是图书仓库。它一直是学习中心,今后仍将如此。它在知识世界的中心地位赋予它使印刷品和数字传播模式实现交互的理想角色。图书也能接受这两种模式。不论是印在纸上还是存储在服务器中,书籍都装载着知识,它们的权威绝不仅仅来源于其赖以形成的技术。一部分权威来自作者,早在18世纪对作家的狂热崇拜形式之前,他们就应该得到尊敬。正如图书历史学家坚持认为的那样,作者创作文本,但为书“接生”的是出版商,他们的职责远不只制作和推广产品。出版商是“守门员”,控制着知识的流动。他们依据专业经验和个人信念,从无数种能经受大众检验的书稿种挑选出他们认为应该出版的产品。出版商的判断来自长期经营的市场理念的经验,直接决定读者能看到什么样的书。在这个信息称霸的时代,读者对此的依赖程度甚于过去。通过选择文本、编辑排版使之具有可读性,然后吸引读者注意,图书出版商提供的服务具有任何技术革新都无法企及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李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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