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增范:《叙述的节奏与作家的心态——致李佩甫的一封信》

2009-08-19 来源：院文学研究所作者：hnass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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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09年8月6日《文学报》刊载了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增范的一篇文章《叙述的节奏与作家的心态——致李佩甫的一封信》。文中王增范以一名文艺评论家的视角对河南作家李佩甫的创作以及当代文坛乃至整个文化界的现状进行了评论，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位知识分子对当下浮躁之风的无限焦虑，这封信可以说写得既真诚而又一针见血。全文如下：

佩甫:

你好!那天打电话说起你正在写新的长篇小说，我就想起来给你提个建议。是关于“叙述的节奏与作家的心态”。

你的成名作出来时，我阅读开头一部分对于故事、人物和情节之外的描写时，那些土地、空气、植物、生命的感觉等等，我觉得特别地激动、兴奋和舒畅。我特别看重在这一段文字中所表现出来的作品叙述的节奏与作家的心态，它是从容不迫的，自信的，面对现实的，坦然的。在这种节奏中展开的作品，其精神境界和艺术包容力也一定是足够深厚而辽阔的。直到那个呼风唤雨的主人公出现并被展示得纤毫毕现，这一直是一部差了半步就到达顶峰的作品。但是，到了作品的后半部，特别是关于现实政治斗争和两代人的观念差异被推到前景时，作品的气氛就不对了，变得急促了，可以听得见作者的呼吸声了。这和刚开始的那一种“野渡无人舟自横”和“万木霜天竞自由”的味道相差有多远呢？

在这一点上，我特别喜欢《白鹿原》的结尾，在惊天动地的描写之后，突然以老百姓的平民的眼光看风起云涌的百年史，只不过是春种秋收的又一轮自然周期的延续而已。还有一个外国科幻小说，描写了主人公们一番很神圣的惊心动魄的生死经历之后，却以外星智慧生命的语气为地球人下了一个定义，把自以为伟大的人类称之为那些“碳基装置”。

这两部作品的结尾有一个共同的好处，就是跳出了作者本人的视野局限，而以一种更加阔大包容和平静的心态来理解和解释自己所面对的世界。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容易被具体的人物事件、价值标准及个人利害所约束，能够较少地被个人的情绪和暂时性功利目的所误导所牵引，那么作品所能容纳所能提供的对世界和生活的感悟、认识、评价、期待以及想象，显然会更自然地进入到读者的精神世界。

我说起这个话题，是因为不只你这一篇作品，而是有一批作品有一批作家，都显示出同样的困境。我觉得这个困境牵涉到究竟为什么写作或以什么心态写作的问题。只以你的几部近作为例，《城的灯》《等等灵魂》，都像是达到了某种境界，但又都似乎未能展示出它原本应有的内涵与力量。我没有很仔细地想，但我直觉可能与两点有关吧:一是心急，想快点拿给别人看，快点表达、表现、告诉别人我的想法我的愿望；二是无法在情感上拉开与生活的距离，无法在文化立场上拉开与自己的描写对象的距离。

心急即急躁、浮躁，是这一二十年来中国文化界的普遍状态，我不想再多言。拉开与生活的距离可能是获得好心态的一种途径。我觉得你的作品中，你个人的情感因素渗透得太多。你总是像生活在主人公身边的一个人物，替他们渴望替他们着急替他们分担爱恨情仇，特别是在理想和人格的层面，希望他们达到你所要求的高度和境界。而当某些东西不能实现的时候，你的情绪就随着他们一起跌落下来。

所以，我一直想，你和类似的一批已经极为成熟和成功的作家，已经没有必要再为市场为时尚为大众写作，而是应该静下心来为自己、为一个大的历史时空、为心中的精神信仰而写作。我不是说不要激情和个人情感，但我觉得你需要更大的视野更大的耐心。你的笔下，应该出现一部真正的大作品，或者是“伟大的作品”。

唉，不小心扯远了。

这几年中国的文化界不知怎么了，好像除了有意识的利益交换之外，人和人之间不再有那种直截了当的没有城府没有功利目的的联系了。所以，像八十年代那样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和学者之间相互的随意聊天、对话、请教、座谈和商榷都没有了，都变成了商业性“研讨会”上的客套与虚伪，要么就成了所谓“时评家”和娱乐版笔下的“酷评”。所以，现在是作家忙着为书商或影视制片人写作，而评论家则忙着找下一个引人眼球的新鲜字眼儿换取知名度，以便能参加更多的“研讨会”去拿红包。人们的活动离开“文学”和“精神”这样的字眼儿越来越远了。你一直沉得住气，很少出去凑热闹，我很佩服。

等着你的新作!

曾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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