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鲁迅在上海的共事与合作

经过1927年大革命时代暴风骤雨的洗礼，郁达夫和鲁迅在政治上更加趋于成熟，同时也使他们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现状和无产阶级革命前途的认识与了解。这一点很重要，是构成他们在左翼十年能够亲密合作，共同开拓无产阶级文学新局面的主要思想基础。

“新月”的挑战

进入1928年以后，郁达夫与鲁迅合作的第一个攻关项目，就是痛击“新月”派的主将梁实秋。

郁达夫与鲁迅迎头痛击梁实秋的战斗，首先是由梁实秋的《文学批评辩》和《卢梭论女子教育》引起来的。

《文学批评辩》主要是在诋毁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所谓“人性论”来否认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他认为，文学批评的唯一标准即是纯正的人性。“人性的素质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实验。”因此，他对左翼作家提出的以民众的欣赏接受程度为标准，来确定文学作品的优劣好坏的观点，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卢梭论女子教育》，若仅从字面上分析判断，仿佛是仅就卢梭的女子教育观说长道短，评高论低，实际上梁实秋的矛头所向仍是左翼作家以及由他们所倡导的人人平等、自由、民主等革命学说。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他的有关自由、平等和回归自然等革命理论，在封建和宗教势力还十分猖獗的18世纪法国提出，很快便把人们从昏沉迷茫的旷野中，带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自由王国。从此法兰西民众就如同瞎子睁开了眼睛，对于君主贵族和僧侣的不平与愤懑一齐迸发了出来。由于是先驱和预言家的缘故，卢梭也从此成了同时代文人嫉妒的中心，亦成为宗教家、野心家、政治家及僧侣们攻击的目标，一直到死都无地容身。

在生前，卢梭遭到了种种非难，而死后同样受到了无端的诬蔑和中伤。如美国哈佛大学的白璧德教授就是其中最卖力的一个。他的中国弟子梁实秋也紧步“洋师爷”的后尘，大加挞伐已死了一百多年的卢梭，恶语中伤他的人格，极力贬低他的学术思想和创作。

针对梁实秋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发动的猖狂进攻，及其他对卢梭的诬蔑，首先给予迎头痛击的是鲁迅。

梁实秋的《卢梭论女子教育》发表在1927年11月出版的《复旦旬刊》创刊号上，而鲁迅的反驳文章《卢梭和胃口》则写于本年度的12月21日。针对梁实秋的荒谬观点，他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其所谓的“女子教育”，实际上是欲使女性都成为完全的“弱不禁风”者，永远成为剥削阶级的附属品或玩物；进而鲁迅又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梁实秋之所以宣传赞扬卢梭的女子教育说的实质，是因为这些观点完全符合剥削阶级的“胃口”。

鲁迅的《卢梭和胃口》在1928年1月7日出版的《语丝》周刊上公诸于世后，正式拉开了他和郁达夫一同激战新月派主将梁实秋的帷幕。

为了配合鲁迅对梁实秋的痛击，1928年1月16日，郁达夫在《北新半月刊》上发表了《卢骚传》，以公正、客观、严肃的态度评述了卢骚(梭)一生的功过是非，借此机会来洗刷一些“正人君子”泼洒在他身上的污泥浊水，使其真正的面目还原给中国的读者。

鲁迅的《卢梭和胃口》，着重批判的是梁实秋的“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唯其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的反动观点；而稍后写作的《文学和出汗》，其重心则放在了批驳梁实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上面。

作为鲁迅盟军出现的郁达夫，他的中心任务是向中国的广大民众来展示卢梭的宽阔胸襟和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让人民知道，英美流的“正人君子”和小人国的矮批评家，之所以肆无忌惮地攻击诽谤卢梭，其渊源则在卢梭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和革命理论触犯了他们所在阶级的利益，因而他们便不惜借用侮辱人格的语言来咒骂生前和死后的卢梭，意在消除其先进思想在人民群众中的广泛流传和影响。郁达夫在《卢骚传》中以惊世骇俗的胆略，热烈赞颂了卢梭的铮铮傲骨和光辉的哲学思想，怒斥了一些卑鄙无耻的小人对他的污蔑。

为了将卢梭的光辉思想和傲岸不屈的人格进一步昭然于国人面前，郁达夫在写作《卢骚传》的同时，又完成了《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如果说前者只给了人们描摹了卢梭一生的大致轮廓及其思想的骨骼结构的话，那么后者则是血肉的补充。两篇文章结合起来读，一个真实的、充满美好理想和火热情感的卢梭便会跃然活现在读者的面前。

郁达夫的《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的发表，标志着他和鲁迅与梁实秋论战的第一个回合已接近尾声。

郁达夫、鲁迅与梁实秋第二个回合的论战，同样是由梁实秋首先挑起来的。

梁实秋煞费苦心炮制的“人性论”和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说，经鲁迅和郁达夫的迎头一击，很快为人们所不齿。然而，他自恃有国民党军阀政府作后台，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读郁达夫先生的〈卢骚传〉》便是明证。在这里，他攻击郁达夫写《卢骚传》时，只引了四部书作参考，似乎还不具备卢梭“学者”的资格，既然不是学者，也就无资格对卢梭说长道短，评头论足，这是其一；其二，他借郁达夫在《卢骚传》开头所说的“千部万部卢骚传记，总不能及他晚年的半部著作的价值的永久”一句话，武断地判定郁达夫的《卢骚传》也一样的没有什么价值。

梁实秋此文名义上批驳、诘难的是郁达夫，而暗地里影射的却是鲁迅。因鲁迅在《卢梭和胃口》中曾借用辛克莱嘲讽白璧德的一段话，来引证梁实秋的卢梭论和他老师白璧德的观点一样是荒谬绝伦而不可信的。所以，梁实秋便借这个缘由，在《读郁达夫先生的〈卢骚传〉》中，很替白璧德的学者根基和他在欧美的盛名吹嘘了一番，以此来否定鲁迅的《卢梭和胃口》等文。

对梁实秋咄咄逼人的进攻气势，鲁迅没有直接写文章进行反击，而是由郁达夫独自出面来扫除其嚣张气焰。在《翻译说明就算答辩》一文中，他对梁实秋驳难文章中提出的前两个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只是付之一笑，并没做正面的回答，而把重心放在了第三点——即白璧德、辛克莱两位美国现代大学者对卢梭的评价上。白璧德站在维护宗教和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立场上，在所著《卢梭和浪漫主义》一书中，不遗余力地攻击提倡自由、平等思想的卢梭，诬蔑他的人格，贬低他的革命理论和创作；而与白璧德同时代且又生活在同一个国度里的辛克莱，在对卢梭的评价上恰好与白璧德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为消除白璧德在卢梭研究中所制造的混乱及其恶劣影响，辛克莱特意写了《拜金艺术》一书，对卢梭的思想和创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梁实秋为了贬低卢梭，有意抬出白璧德的《卢梭和浪漫主义》一书来压鲁迅和郁达夫，而郁达夫在所写《翻译说明就算答辩》中也以其治人之道，巧妙地用于其人之身。他说，关于白璧德教授的《卢梭与浪漫主义》一书的价值，梁先生已经“说得很出力”了，并且也很“替白璧德教授的学者根基和欧美的盛名在鼓吹”，因此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再说些什么，而只想“顺便借重一位美国的文学家的话”来代替自己的答辩。

郁达夫在《翻译说明就算答辩》中有意渲染辛克莱及《拜金艺术》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借此来反击白璧德、梁实秋之流对卢梭的诬蔑，消除他们的谬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二是假辛克莱对卢梭的颂扬和讴歌，来宣传革命先驱争自由，争民主、争平等、求解放的光辉思想，唤起中国民众的觉悟，推动方兴未艾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蓬勃向前发展。

为了更进一步深入探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也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白璧德、梁实秋之流，郁达夫在写作《翻译说明就算答辩》的同时，还开始着手翻译辛克莱的《拜金艺术》，并陆续在《北新半月刊》上发表。

郁达夫《翻译说明就算答辩》和《拜金艺术》发表后，梁实秋的嚣张气焰一下子便减弱了许多。到3月15日发表《关于卢骚——答郁达夫先生》时，梁氏已由过去咄咄逼人的进攻气势而转化为消极被动的守势。

“创造”的论争

通过对梁实秋的论战，郁达夫和鲁迅的友谊又较前进了一程。在此基础上，他们又拉开了1928年第二个大战役的帷幕——即迎接创造社的论争。

郁达夫与创造社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四·一二”前后和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在政治观点上及办创造社出版部的方针诸方面发生了分歧；而鲁迅与创造社的矛盾，则远可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时期。“系开始在成仿吾的一篇批评，后来一直地继续到了创造社的被封时为止。”然而，鲁迅对于创造社，“虽则也时常有讥讽的言语，散发在各杂文里，但根底却并没有恶感”，而且到广州后，还曾有意识地想和创造社结成一条战线，来和反动势力作斗争。①但令人遗憾的是，正当创造社诸人与鲁迅结成一条战线的工作顺利进行时，成仿吾携李初梨、冯乃超等人风尘仆仆地从日本到了上海，并以“新进锐气的姿态加入阵线”。他们俯瞰了中国社会和文艺界的现状后认为，《创造周报》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没有再恢复的必要了，而主张另起炉灶，完全站在新的立场上来“发刊一个纯粹理论批判的杂志”。其结果使鲁迅与创造社联合的计划变成了泡影。

成仿吾、李初梨、冯乃超诸人粗略地回视了一下“五四”新文学所走过的路程，进而便判定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一批进步作家的创作，大多都离时代和革命的要求甚远，而且他们在新的形势下也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落伍趋势，因此，只有对他们采取批判的态度，才能够将他们从“闲暇”的境界和“落伍”的边缘上拯救出来，促使他们的转向和新生。冯乃超发表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上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就可称得上是他们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进行总的批判和重新审视的宣言书。在这里，他不但公开点了鲁迅、郁达夫等人的名字，而且还不自觉地曲解了他们的创作思想，进而否定了他们对中国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后期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批判、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几个有影响、有代表性作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打倒谁，而是为了“在转换期的中国的艺术的分解上”，建设起指导革命文学的理论。

什么是指导革命文学的理论？怎样才能够把它建设起来？冯乃超在他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没有作出答复，而明确代他答复这个问题的，是李初梨发表在《文化批判》第2号上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李初梨认为：“革命文学，不要谁的主张，更不是谁的独断，由历史的内在的发展——连络，它应当而且必须是无产阶级文学。”对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学”，它的内涵和实质是什么，李初梨在他的文章中也给予了明确答复：“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用这样的一种理论去评判鲁迅、郁达夫等人的创作，自然是要生出许多议论和不满的，甚至还会误认为他们是时代的落伍者。

冯乃超的《文艺与社会生活》和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的发表，标志着创造社已公然地扯出了与鲁迅、郁达夫等“五四”文学巨匠相论战的大旗。

对创造社的挑战，鲁迅和郁达夫迅速做出了反应。2月14日，郁达夫写了《翻译说明就算答辩》；2月23日，鲁迅作了《“醉眼”中的朦胧》，以此来响应创造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

《“醉眼”中的朦胧》不仅批判了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中偏激和错误的观点，而且对成仿吾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和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中的不切实际的空谈，也一起进行了清算。在这里，鲁迅首先批评了他们只空谈“无产阶级文学”口号，而不去揭露和打击当前真正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闲”文人新月派，并对主要的革命对象表现出于各色各样“朦胧”的错误。其次，鲁迅针对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人脱离工农群众和不敢正视现实，空谈什么“获得无产阶级意识”，“获得大众”以及“保障最后的胜利”的错误倾向，提出了诚恳的批评。他认为，在这大动荡和大转换的时代里，“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那当然是应该到工农大众里去；但如果只教人“克服小资产阶级根性”，拉“大众”来作“给予”和“维持”的材料，而自己却等拭目“看准了将来的天下，是劳动者的天下”之后才跑过去，那是投机文人惯用的伎俩，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另外，对李初梨等人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侈谈什么“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的做法，鲁迅也表示了自己的怀疑和忧虑。

用实事求是的观点来评判鲁迅的《“醉眼”中的朦胧》会发现，这里虽然对创造社提倡的“革命文学”有误解和言辞过于偏激之嫌，但彼此在总的目标和大方向等方面却是一致无二的；不同的只是，鲁迅对中国社会的实质和文艺界的现状较成仿吾等人有着更为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在对革命文学及其理论的见解上，尤其是在怎样才能建设起革命文学理论等重大问题上，成仿吾等人更是不及鲁迅的建树。应该说，鲁迅的《“醉眼”中的朦胧》是一篇很重要的有关探讨“革命文学”理论的力作，它起到了成仿吾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和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所起不到的积极作用，也是对他们所倡导的“革命文学”在理论上的补充和修正。但不幸的是，正处在方向转换途中的创造社诸君，并没有接受鲁迅正确的批评和忠告，甚至有的同志还没有来得及看明白《“醉眼”中的朦胧》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就盲目地撰文来反驳。李初梨写了《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成仿吾写了《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彭康写了《“除掉”鲁迅的“除掉”》，郭沫若化名杜荃写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梁自强写了《文艺界的反动势力》，潘梓年写了《谈现在中国的文学界》等等，矛头都是直指鲁迅的，并且还有意识地将他划入了敌对阶级的一边。

创造社在否定鲁迅、围攻鲁迅的同时，对曾经是他们战友的郁达夫也没有放过，不时地或明或暗、或直接或影射地进行批判。如郭沫若1928年1月写的《英雄树》，不但骂郁达夫是一个外表美丽、于实际毫无用处的“英雄树”，而且还指责他是时代的落伍者和文学上的反革命及“最丑猥的个人主义者”。

骂郁达夫是个人主义者、颓废派，并不始于郭沫若；早在他的《沉沦》小说集出版之初，就曾有人给他冠上过这样的“美名”。但这话一旦出自曾经是相濡以沫十几年的同学、战友郭沫若之口，却令郁达夫心中很不是滋味。

对郁达夫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及《〈鸭绿江上〉读后感》等文章中所表现出的无产阶级文艺观，郭沫若在他的《英雄树》中也给予了嘲讽和鞭挞。

重情谊、心胸宽宏的郁达夫，对创造社的咒语和谩骂在开始时是忍耐的，他想让历史去检验每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但到后来看到他们得寸进尺围攻鲁迅并肆无忌惮地诅咒自己时，就再也忍不下去了，遂与鲁迅一道奋起迎接创造社的挑战，更加深入地去探讨革命文学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实质等重大问题。8月16日发表在《北新半月刊》上的《对于社会的态度》，就是他与创造社公开论战文字的代表。在这里，郁达夫首先回顾了他脱离创造社的时代背景及其与郭沫若、成仿吾、王独清等人在思想上和艺术观上的分歧，明确表示，这种分歧决不是为个人的感情所驱使，而是由对国民革命政府的态度和对无产业级文学实质的认识上的不同来决定的。其次，郁达夫指责了创造社诸君对鲁迅的误解和批判，大胆地称颂鲁迅的为人和为文。最后，郁达夫又一次表明他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意见，坚决反对创造社诸人所宣言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并大胆地预言“将来的文学”必将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天下。

郁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的发表，在当时所产生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因为是它首先肯定了创造社与鲁迅、郁达夫之间的这场论战的性质是革命者的内部矛盾冲突，大方向都是一致的；其二，是它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维护了鲁迅的人格和尊严，痛斥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鲁迅的污蔑和攻击；其三，是它第一次确立了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即以“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他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者”。

“奔流”的崛起

郁达夫、鲁迅与创造社之间的真枪真刀地论战了半年多，彼此既伤了和气，又丢了友情；但若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这场论战却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此产生的利也的确大于弊。首先，论战的展开引起了文学艺术界的广泛注目和重视，特别是在文学青年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促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其次，经过这场论战，郁达夫、鲁迅等都开始自觉地研究、介绍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翻译苏俄文学作品，并集合一些文学青年和志同道合者发刊鼓吹革命文学的杂志，从而加强了革命文学队伍的力量。这二者结合起来，也就给革命文学阵营的壮大和团结创造了有利条件。如郁达夫与鲁迅合编的《奔流》杂志，就是在这股论战东风的激荡下应运而生的。

创造社后期的主要成员，在日本留学时就已经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热心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并时常关心着中国革命的动向，讨论中国文学运动的发展前途，强烈希望国内备受进步青年喜爱的创造社能够断然转换方向，改变立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由于他们所学和所接受的大多都是国外新兴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及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论战中运用的一些观点、名词、术语有许多都是为郁达夫、鲁迅等人所不晓的。为了弄懂他们提倡的“革命文学”理论的实质和内容，也就促使郁达夫、鲁迅等人去阅读，去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和苏俄的无产阶级文学书籍。

经过与马列主义和苏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接触，郁达夫、鲁迅等人发现，创造社口口声声所高喊的“革命文学”，实际是去马列主义很远的一种带有迷人色彩的表面东西，与苏俄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也有一定差距。鉴于此，他们便计划将自己所认为的“革命文学”理论及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介绍给中国的读者，纠正创造社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实际创作中的偏颇。

计划往往都是很美好、动人的，但要将它付诸实践时，一连串的问题便会接踵而至。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有可供发表新思想、新观点的“阵地”。创造社之所以敢漫天价的高喊他们的“革命文学”，气势汹汹地来“围剿”郁达夫、鲁迅等持不同观点者，关键是因为他们有着可以任意驰骋的阵地——《创造月刊》和《文化批判》、《洪水》等杂志，而那时的郁达夫、鲁迅则不然。前者是两手空空如焉，后者虽名义上握有《语丝》的编辑大权，但在实际上，他却无力去自由安排具有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思想的作品。

在这样一种情势逼迫下，也就很自然地促使鲁迅萌生了自己创办刊物、专门翻译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意念。当他将这个想法告诉给郁达夫时，立即便得到了知音者的共鸣，也可以说是一拍即合。时值1928年3月6日。

鲁迅是一个办事极为认真、工作态度非常严谨的人；郁达夫的生活作风虽然有点散漫拖沓，但对朋友却是极诚信的。因此，他们自3月6日初步商议了创办杂志的事之后，彼此都在积极努力的工作，同时也加强了相互间的联系。如郁达夫3月24日从杭州回到上海后的最初半个月里，几乎两天就要访问鲁迅一次，所谈大多都没离开合作主编《奔流》杂志的事。

为《奔流》的编辑出版事宜出力最多的是鲁迅，郁达夫对《奔流》的贡献则主要表现在他的译作方面。而译作的重心，则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他当初和鲁迅为《奔流》定下的宗旨。

在创造社与鲁迅论战初期，成仿吾的《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李初梨的《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都错误地把鲁迅说成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指责他是没落阶级的老骑士；而郁达夫所译的《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却正好是对成仿吾、李初梨等人的一个有力批评。

和郁达夫一样，鲁迅也为《奔流》的创刊号选译了一部有关苏俄文艺政策的论著《苏俄的文艺政策》。中国新文坛上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论争，实际上是苏俄党内文艺政策论争的翻版，或者说是延续。因此鲁迅说：“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②

从郁达夫的译作《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及鲁迅的译作《苏俄的文艺政策》里，已鲜明地显露出了《奔流》的战斗特色和政治倾向性——即旨在用苏俄切实的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和革命文学理论，来纠正创造社似是而非的革命文学理论，进一步促进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健康向前发展。

《奔流》时期，郁达夫、鲁迅的重点都放在了译作方面。因大目标是一致的，所以这期间彼此在译作方面配合得甚是默契。如第1卷第3期的“易卜生专号”，郁达夫翻译了英国伊尔斯的《易卜生论》；鲁迅则翻译了日本有岛武郎的《易卜生的工作态度》，二人一唱一和，相辅相成。从郁达夫的译文里可详知易卜生的生平和著作，而鲁迅的译文则是“将他的后期重要著作，当作一大篇戏曲”来看的，曲折生动，令人回味无穷。两篇文章结合起来读，便能在脑海里显现出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易卜生来。

通过创办《奔流》，鲁迅进一步了解了郁达夫渊博的学识和巧夺天工的翻译技巧，因此对他登在《奔流》上的所有翻译之作，鲁迅都是持赞赏推崇态度的，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不溢美、不贬损，中肯地指出其译作的社会功能和艺术价值，引导读者去领悟其中的奥妙和真谛。

历时两年有余，共计出版了15期的《奔流》月刊，因经费来源危机和出版方面的因素，到了1929年的年底不得不停刊。

《奔流》停刊了，然而郁达夫和鲁迅“为了把新鲜的血液灌输到旧中国去，希望从翻译里补充新鲜力量”所作的努力，却永远铭刻在中国新文学的史册上及人民的记忆中；再之，通过编辑《奔流》，无论是郁达夫，抑或是鲁迅，其革命理论修养及政治素质都得到了明显提高和加强。这一点对他们以后的创作和人生道路的选择，都起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左翼”的呐喊

郁达夫和鲁迅当初创办《奔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与谁争个高低，而是“想介绍些真正的革命文艺的理论和作品”，意在把创造社及他们追随者中的“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倾青年，稍稍纠正一点过来”。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努力，他们的这一美好理想总算有所实现。到了1928年年底，双方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已接近尾声，特别是1929年秋中共党组织过问文艺界的工作之后，创造社中的成员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围攻鲁迅、郁达夫等进步作家的错误，并开始消除与鲁迅等人之间的隔膜。

这之后不久，他们又一同参与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工作。

“左联”是党主管文艺工作后的产物，基本成员是创造社的党员作家和骨干分子以及党组织分管文艺工作的干部。遵照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在其筹备期间即已确定鲁迅为盟主，而且还把每次筹备会开会的情况，通过冯雪峰、冯乃超和夏衍等人“经常向鲁迅报告”。经鲁迅提议，郁达夫也被列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

与鲁迅一道列名为“左联”的发起人，郁达夫还是比较乐意接受的。此后，他又经常与鲁迅一起到附近的高等学校进行演说。

对“左联”领导不顾国内复杂的社会现实，盲目照搬苏俄“纳普”和日本“拉普”的经验，让文学艺术家们放下手中娴熟的笔，去冒险搞什么飞行集会、刷标语、散传单之类的活动，郁达夫、鲁迅等人都是持有异议的。如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就曾希望鲁迅发个宣言，以表示“拥护他的'左’倾机会主义那一套政治主张”。鲁迅当面就给以拒绝。他认为：“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不同意赤膊上阵，要采取散兵战、壕堑战、持久战等战术。”③

鲁迅是这样以不客气的态度抵制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领导，而郁达夫也同样以十分清醒的头脑避免了许多无谓的“牺牲”。如当时的“左联”领导要派他去做所谓的“实际工作”时，他马上回绝道：“分传单这一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后来，他还向史沫特莱等人表示过这个意思，并说：“我是一个文人，不是一个战士。”

郁达夫拒绝去做分传单之类的事情，实际上是对当时“左联”领导方向路线错误的婉转批评。作家联盟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搞创作，用文艺的形式去打击敌人，教育鼓舞群众，而不是去组织什么工人罢工、市民罢市之类的活动。但在整个党的领导机关都处在头脑膨胀的时候，郁达夫的正确意见显然是不会被“左联”领导所接受的，甚至还由此对他产生了不满。为了“决不愿担负一个空名，而不去做实际的事务”，半年之后，郁达夫即致信“左联”领导，公然地宣布了辞职。

对郁达夫不服从领导，不愿“去做实际工作”，本来就有点不满的“左联”常务执委们，接到郁达夫的辞职书后，很快作出了决定——“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动分子——并当场表决开除郁达夫”。

在革命力量还不十分壮大、斗争还十分艰苦的岁月里，硬把一个在国内外都具影响，而且对“左联”的建设和发展都提过很中肯建议的作家郁达夫开除盟籍，这对“左联”来说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鲁迅得悉此事后曾表示：“不同意文总的决定，认为人手多一个，好一个。”言外之意，对郁达夫在“左联”时期的思想和行为是肯定的。毫无疑问，鲁迅的意见是和他当初提名郁达夫为“左联”发起人一样是正确的。

宣布与“左联”脱离关系后，在名义上郁达夫是不再承担为该联盟尽义务的责任了。然而，在实际的社会活动中，他仍与它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用他自己在《回忆鲁迅》中的一段话就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为左联及工作者的帮忙，也着实不少。除来不及营救已被他们杀死的许多青年不计外，在龙华，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许多作家，或则减刑，或则拒绝引渡，或则当时释放等案件，我现在还记得起来的，当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数。”

“自由”的怒吼

齐心同力地撰文支持黎烈文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是郁达夫和鲁迅在上海时期所进行的另一项很有纪念意义的工作。

《自由谈》是我国的老牌报纸《申报》为调剂读者口味，扩大发行数量所创设的文艺副刊，数十年来一直为“鸳鸯蝴蝶派”所盘踞。“九一八”事变之后，迫于国内抗日救亡呼声的强大压力，也曾多少发表了一些反日的文字，但这只不过是些什么“日本应称为贼邦”，或“日本古名倭奴”及“闻之友人，日本乃施行征兵之制”一类的低能的谈论，而骨子里仍还是卿卿我我、风花雪月那一套。三角恋爱作家张资平的《时代与爱的歧路》照常充塞于《自由谈》的版面。

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申报》及其副刊未能站在时代的前头，及时准确地反映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和愿望，理所当然地要遭到人民的唾弃。特别是上海“一·二八”战争爆发之后，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申报》从不信任、怀疑进而发展到反感。1932年11月，为挽救《申报》的这种衰亡、颓败的局面，总经理史量才毅然决定进行大胆改革。《自由谈》是《申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在改革之列。为使《自由谈》的改革达到预期的目的，史先生对其人事安排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即换下了“鸳鸯蝴蝶派”的“巨子”周瘦鹃，聘请文坛新进黎烈文来接任主编。

黎烈文对《自由谈》的改革，很快招来了许多有正义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青睐和支持。郁达夫对《自由谈》改革后出现的新气象是很赞赏的，遂撰《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等杂文给予支持。

但是，由于那时郁达夫刚与“左联”脱离关系不久，一些党员作家对他的不满情绪仍未完全消失，所以，他的出现虽给锐意改革而又苦于没有“名人”支持的《自由谈》增添了不少光彩，可并没有招来更多的左翼作家为它撰文写稿。不妨这样说，黎烈文主编的《自由谈》从1932年12月1日开始，到次年1月30日鲁迅的《“逃”的合理化》发表之前的两个月内，尽管有郁达夫、茅盾、叶圣陶、林语堂等蜚声中外的大作家为它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但仍未能使它的革新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编者黎烈文也大有人生地疏颇为寂寞之感，作为黎烈文的好朋友和《自由谈》主要台柱子的郁达夫，对改革后的《自由谈》所出现的冷场局面也同样是忧心忡忡。经过一番认真思索，他意识到，尽管自己每每将新作都送于《自由谈》发表，然而由于自身不是那种振臂一呼云集万千的英雄之辈，所以虽和编者努力奋斗了一两个月，却未能使它独树一帜，在全国文艺界享有象五四时期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那样的声誉。他认为，若要使《自由谈》办得有声有色，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就势必得请左翼文坛领袖鲁迅出马，否则将很难使它跃入第一流文艺副刊的行列。

鲁迅是“五四”时期北京《晨报副刊》的主要撰稿人，他那流芳千古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就曾连载于此。但他自京华辗转流落到上海后，因环境的恶劣、人事的生疏，已不再向报刊杂志投稿了。大约是1932年的最后一天，郁达夫亲自登门告诉他说，《自由谈》的编辑新换了黎烈文，他刚从法国留学归来，人地两疏，怕一时集不来好稿子，想请他写几篇给振振声威。对郁达夫的“说项”，鲁迅向来的回答都是：“那是可以的。”这次当然也不会例外。应诺了郁达夫为《自由谈》写稿的请求，鲁迅并没有马上动笔，后经不住郁达夫的再三相求，他终于挥戈跃马了。正像郁达夫事前所预料到的那样，鲁迅的出马，对《自由谈》来说可真的算是起到了登高呼号、搴旗前引的带头作用。—时间，“左翼青年纷纷出动。老作家如陈望道、周建人、叶圣陶大力响应，从各个角度刻画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特点：叶圣陶以《今天天气好啊!》为题，揭示了'自由’的本质；陈望道写了《法的讲法》、《长寿运动》等文”④。就连过去一向专门从事白话小说创作的人，也纷纷起来撰写短文支持黎烈文主编的《自由谈》，扩大左翼文艺阵地。不仅小说家是如此，就连本来并非做新文艺工作的人也挥笔上阵了。章太炎先生发表了《〈庐山志〉序》，柳亚子先生发表了《为〈断鸿零雁记〉给郑正秋先生的信》等。到了1934年的“文言、白话、大众语”论争发生时，连吴稚晖这样的“党国要人”也刊出了《大众语万岁》的支持文章。总的来说，《自由谈》作为一个报纸的文艺副刊，在全国文学艺术界的地位更加巩固，对青年读者的吸引力也跟着空前地提高和强化了。另外，它还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学新人。

《自由谈》因鲁迅的出马，开辟了一个为以往任何报纸的文艺副刊都不曾有过的新局面。编者黎烈文高兴非常，而郁达夫也因向鲁迅拉稿成功，其欢欣程度也不亚于编者。这时，他一方面凭借着自己文坛的声望，继续为《自由谈》拉“名人”的稿子；另一方面则积极地撰写有质量的杂感，配合鲁迅、瞿秋白等人的反“文化围剿”，争取抗日民主的言论自由。

因为郁达夫的“说项”，鲁迅开始为《自由谈》写稿，从此使具有数十年历史的《自由谈》成了“左翼作家联盟”的一统天下。这段历史是应该把郁达夫和鲁迅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来写的，否则，那就太不公平了。

注释

①陈子善、王自立编《郁达夫忆鲁迅》，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36页。②鲁迅：《奔流·编校后记》，《奔流》创刊号，1928年。③冯雪峰：《雪峰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537页。④唐弢：《申报自由谈·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作者简介：许凤才，男，半岛官网入口网页版登录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