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困局

2019年上半年，全国红色旅游出游达2.68亿人次，同比增速4.31%；旅游收入达1643.63亿元，同比增速9.57%。但繁华之中有隐忧，当前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在蓬勃开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分布不均、交通不便、资金短缺、人才不足、诠释不力、展示单一、模式雷同等困局。透过以上问题的表象，其内在深层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时空维度混乱导致载体和遗产的混淆

当前红色文化遗产存在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盲目的扩大化，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时间维度的延长，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拉动经济、刺激旅游，将红色文化遗产所涵盖的时段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五个重要时段，扩大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二是空间维度的扩张，将所有与革命相关的名人旧居、会议旧址、烈士陵园、纪念碑、革命遗物、文献资料等物质实体，以及与革命文艺、革命歌曲、革命故事、革命手工艺、革命口号、革命礼仪和习俗等相关的非物质载体都纳入到红色文化遗产的内容中来。这种无休止的扩大化本身就与“遗产”的稀缺属性相背离，一方面造成了各说各话的概念混乱，另一方面海量的遗产也对后续的实际操作带来了巨大困难。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理清思路，坚持文化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一原则，不能将红色文化载体与红色文化遗产进行混淆。只有那些最具革命文化价值、身处关键历史节点、见证我党重大转折，且在地理环境、交通区位和人口辐射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的遗物和遗址，才能被视为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传承。归属于革命文物和革命遗址的红色文化载体，还是按照文物保护利用的相关准则进行操作，盲目地纳入红色文化遗产的范畴进行开发，只会导致人力、物力资源的杯水车薪之势。

价值重心差异限制保护与传承的路径

红色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我国独有的遗产类型，具有许多特殊属性，其价值的重心跟普通的文化遗产存在很多不同。

首先，红色文化遗产的价值重心偏重于历史。其一大核心特质在于对革命历史的特殊见证，而非代表了在一定时期或文化区域内对艺术创作或科技进步产生的重大影响，决定了其在艺术性、科学性等价值方面天然比较薄弱。这与传统文化遗产涵盖历史、科学和艺术三大价值的重心有一定的偏差。其次，红色文化遗产从其载体本身来讲是一种非独特性的价值显现。除个别文件资料外，红色文化遗产往往本身并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价值，经常是批量生产或常见的物质载体，即并非人类劳动创造的最高艺术结晶或天才性杰作。最后，红色文化遗产具有物质和精神层面双重结合的属性。红色文化遗产主要集中产生于革命年代的重大历史转折节点，其核心遗产价值需要通过对其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宏大时代背景进行阐释才能得以呈现。因此，遗产本身需要进行历史性阐释才能发挥其功能，而阐释的真实可信又依赖于遗产本身，两者缺一不可，紧密联系。

总之，正是由于红色文化遗产价值重心侧重于历史性、非独特性和物质精神双重性，导致其在保护传承的路径选择中非常依赖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等传统展示讲解体系，易被固化为一种缺乏互动、单向传播的保护传承路径。

因此，要突破僵化的现有路径，就要在场馆内外下功夫。从场馆内部来说，首先，要加强场馆间的联合，通过借展的形式让珍品的革命文物流转起来，提升展览的品质，杜绝许多场馆缺少重量级的文物而拿印刷图片和仿造道具来充数的现象。其次，要深入挖掘内部的核心遗产价值，以诠释好革命事迹和红色故事，提高讲解的品质。最后，可利用VR、AR和MR等技术，提高馆内的沉浸式感受和互动式交流。而从外部来看，则应拓宽场馆外的信息传播渠道，在加强实景演出和舞台表演的同时充分设计考虑观众互动的环节，同时依托新媒体技术在“两微一端”和短视频平台制作相关的图文、影视和动漫作品，加大对青少年群体的吸附力。

利益群体博弈造成定位与功能的偏差

要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要回归问题的本源，回到保护传承红色文化遗产的初心。只有牢牢树立红色文化遗产爱党爱国的教育性定位，坚持惠及大众的公益属性，才能明确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并非一本万利的商业买卖，而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百年大计，从而最终调和各方的利益纠纷，实现红色文化遗产的有序传承。

来源：《社会科学报》（2020年10月29日）

责任编辑：璇子